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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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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辽宁阜新人,阜新市检察院公诉处三级检察员,副主任科员,硕士研究生,200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研究生院经济法学专业,论文《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在第四届辽宁政法理论年会获三等奖;《新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探讨》在“新《刑事诉讼法》高峰会”获三等奖;《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执法理念》获“辽宁省政法机关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争做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教育实践活动“征文竞赛一等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2012 3 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标志着我国程序合法性审查时代的到来,被告人人权保障时代的开启。对于这一新规定是否可以进一步完善,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落实,使这一“舶来品”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当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及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用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之初,只针对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1966 年的米兰达案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扩大到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此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为接受。

作为现今刑事司法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证据制度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产生之日起,便备受争议。其中一方观点认为由于侦查人员的错误或者过失使得一些事实上确实有罪的人逃避处罚对司法公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的确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大弊端。但该观点将打击犯罪作为判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的唯一考量因素,没有看到该规则背后所展现的程序独立性价值以及违背此价值所应担负的实体性不利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对程序正义理念、程序独立性价值的最好诠释,我们应站在一个更为宏观、更为全面的立场去审视该制度。也许从个案的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难免会产生个别案件实体不公的问题,但该规则对于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同时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予以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2、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3、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

曾经备受关注的佘祥林、赵作海冤案虽然早已不是今天大众与传媒关注的焦点,但由案件中关于刑讯逼供所引发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其实,作为国际社会所普遍遵循的证据规则,早在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言词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十余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2010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发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做出了系统规定,《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主要涉及在死刑案件中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则,其中也包含部分排除非法证据内容。2012 3 月,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修改为第五十条,增加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同时,新增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三、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分析

1、适用范围。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种类,学界普遍认为应分为言词证据的排除、实物证据的排除及“毒树之果”的排除。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两项内容,但对于我们所熟知的“毒树之果”规则却没有提及。其实,在美国“毒树之果”规则也有若干项例外规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是否排除非法证据所派生证据的效力,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通过非法侦查行为得到了派生证据,那么,该非法行为本身获取的证据可能被排除,但派生证据仍有可能被作为定案根据,具有证明能力。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属于“强制性的排除”,但对于非法实物排除规则倾向于“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对于违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经确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才予以排除。即法官在面对这类具有程序瑕疵的证据时,先给予控方补救或说明的机会,再根据控方的行为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

2、诉讼阶段。根据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即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相应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都是法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关。这显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与美国仅能在审判阶段通过听证程序由法官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大为不同。这一做法使我们有可能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尽早地将非法证据排除到诉讼程序之外,对不必要进入下一阶段诉讼程序的案件及早进行程序分流,一方面使无辜涉诉者早日摆脱诉累,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

3、启动程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仅对审判阶段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了规定。根据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审判阶段,启动审查非法证据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包括法庭审判人员。相应地,启动审查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应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启动审查程序;二是由法庭审判人员依法定职权启动审查程序,以后一种方式启动审查程序的前提是申请人提供了相关线索、材料或者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保留法官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权的同时,赋予法官依职权审查证据合法性的权力。当审判法官对证据合法性生疑时,不论当事人是否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官都可径行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这一做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律师辩护制度不发达、控辩双方力相对比悬殊的司法现实环境中,赋予审判法官主动调查核实证据合法性的权力,对于保证法院准确适用程序法和实体法,以维护当事人,特别是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践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诉讼目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证明责任与证明方式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审查核实证据过程中,由检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即控方不仅要提出证据支持其针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还要以其提出的证据最终成功地证明被告人有罪。控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其中合法性要求就当然地涵盖了证据取得合法性,因而,控方提出证据证明指控事实存在和证明指控事实存在的证据应为合法取得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当检控方提起控诉并提出证据支持控诉时,首先就有义务提供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来支持其控诉主张。当辩护方对控方提出的证据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该证据被推定为具有证明能力的合法证据,但是当辩护方对控方提交的证据合法性产生疑议,并提出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之时,控方就必须对其提交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证明,这是控方举证责任的题中之义。

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的具体方式包括: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由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具体而言,首先以现有证据材料证明,但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时,检察院可以提请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院可以通知上述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上述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5、证明标准。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在审判阶段对于经过法庭举证、质证、辩论后,审判法官能够确认属于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该证据应当被排除;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控方不能提供证据对合法性有争议的证据加以证明,或其提供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即因对证据的合法性存疑而不能排除证据的非法性时,亦将该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由此看出,控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完成其证明责任。但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或许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会令检控方无所适从,进而会因难以排除证据的非法性而导致该证据被排除出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严格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所增加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排除程序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还存在着规定相对原则化,不够明确、不具可操作性等问题,要落到实处仍需要细化。如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对于“刑讯逼供”、“其他非法方法”的界定,对于收集物证、书证的法定程序的设置等,对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状态的描述,应有进一步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中,对于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提出纠正意见,侦查人员不纠正,又尚未构成犯罪的,该如何处置应进一步明确。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在检察实务中的适用建议

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如何使“纸面规则”上升为“实在规则”,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应考虑的问题。

首先,应制定检察机关相关工作机制及配套措施。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检察机关部分进行细化。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审查起诉时该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明确规定调查核实的部门;设计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启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发现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而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时亦应对证据进行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都可以依职权启动程序排除非法证据,并进行初步审查。另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在此时亦可以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者。检察机关应针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对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进行初步审查。如果经审查后明确确定是非法证据的,则依法排除,明确可以确定是合法证据的,则依法不予排除。但若一时无法判断是否非法的,则可以启动听证程序对存在质疑的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决定。

听证程序是司法性程序,犯罪嫌疑人一方、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均应参与。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相对于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而言,检察机关具有中立的地位。侦查机关则类似于控诉方,犯罪嫌疑人类似被告方。犯罪嫌疑人有权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侦查人员应当证明证据的合法性,检察机关认定证据是否合法及是否排除。

其次,要明确相关规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如前所述,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因此应进一步明确。

明确界定“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方法”。所谓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则可以法律解释的形式罗列,或者不罗列,将符合某种结果的手段即视为其他非法方法。笔者认为,如果其他法律有明确规定禁止的手段,司法工作人员使用了,就属于其他非法方法,其他法律无明确规定的,只要利用的非正常手段既超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合理范围,又违反了被讯问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应认定为“其他非法方法”。

明确拒不纠正的法律后果。关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确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并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拒不纠正的,可以引入侦查人员更换建议制度。对于该种情况,检察机关可以限期纠正,侦查人员在期限内若没有纠正,应作出书面合理说明,若侦查人员既不纠正又不作出说明或者作出的书面说明不合理的,检察机关可建议侦查机关更换侦查人员,侦查机关应将更换的情况书面告知检察机关,且不得无故不更换。

第三、应努力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立法理念转变为实际行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之初必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不强。在“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任务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空间常常会受到挤压。于是,面对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往往得过且过,侦查人员对于努力获取的证据遭到排除亦会感到不理解、不适应。鉴于此,公检法三机关有必要借助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之机,展开深入的学习,使司法工作人员能够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制度意义,即该规则之设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权利所受之伤害,更不是放纵犯罪,而是为了更宏观地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健全我国的法制,从而使“尊重与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项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纳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的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切实的执行,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一方面需要相关司法解释、配套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经验总结,在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进行广泛探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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