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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从刑诉法再次修改看社会进步

    记者:我国刑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只有在1996年经历过一次修改,这次再修改是基于怎样背景?
    牟瑞瑾: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修改,1997年1月日生效,一般称为“1997年刑事诉讼法”。此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又陆续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例如,1997年签署、2001年批准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未批准)、1986年签署、1988年批准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禁止酷刑公约》)。此外,联合国根据国际条约成立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禁止酷刑专题报告员等人权条约机构,并经常性地对条约成员国在立法、司法方面贯彻执行条约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按照我国已经签署的多个国际公约最低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显体现出不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的问题。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强司法改革工作,不少问题涉及到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弊病,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相关方面陆续提出了修改及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意见和建议。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将刑诉法再修改列入立法规划。2011年6月,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九次专题汇报会披露了刑诉法将第二次修改的信息。经过近10年的修订工作时间,第二次修改草案终于跨越两届人大之后出台,这与刑诉法第一次修改已经相隔长达15年之久。
    可以说,由于刑诉法第二次修改涉及的问题重要,修改的内容敏感,争议极大,导致了其修改过程时间长,难度高,千呼万唤始出来,在我看来,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难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2007年新修订的《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足,但是新《律师法》中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势在必行,不容再错失机会了。

    记者:在国外的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用“这可能使我被证明有罪”来对抗询问,体现了国外法律制度中的“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您怎样看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此原则纳入其中?
    牟瑞瑾: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 条第3 款第(庚)项明确规定,被刑事指控的人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根据这一规定,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其有不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的义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的权利,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陈述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侦查机关不能再讯问。“不强迫自证其罪”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也适用于侦查和起诉阶段。从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开始的任何阶段,都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如果陈述人不是在法庭上或其人身自由没有处于执法人员的控制之下,则不适用该规则。
    应该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该法第43条规定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解读为反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但是很明显,该规定不够明确,更不具体。此外,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义务,该规定明显不符合“不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国际公约要求。这些年,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等司法冤狱案件触目惊心,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已经暴露的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重要的是现行刑诉法立法上的不足。尽管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1996年和1997年先后进行的刑诉法和刑法的修改也将“反酷刑”列为修改目的之一,遗憾的是,“自证其罪”、“抗拒从严”仍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没有被有效排除。因此,将“不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写进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意义重大。该规定既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贯彻其理念的需要,也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文的落实,它体现出了我国立法机关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接轨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尽快兑现我国政府的政治承诺。而且该规定也必将对解决刑讯逼供顽症问题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记者: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的规定的引入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牟瑞瑾: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指证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规定,是“亲亲相隐”的体现。汉代正式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唐律?名例篇》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从汉、唐两代关于亲属得相容隐的规定中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均承认近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犯罪是合法的,至少是不予追究的,只不过唐代将“亲属”的范围做了扩充,包括了同居共财者甚至包括部曲奴婢。二是并没有绝对地承认亲属容隐,均规定在特定犯罪或严重犯罪的情况下,亲情义务也要作出某种退让和妥协。
    在欧美法治国家,“亲亲相隐”早已成为通行的原则。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司法制度中都有关于罪犯亲属享有容隐权的规定。
    可以说,“亲亲相隐”制度意味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天伦的敬畏,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亲属、家庭杯称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场所,是人类感情最应值得信赖的一种依靠,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的感情,鼓励亲情反目,甚至不惜制裁维护这种感情的相隐行为,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社会生活过分强调公权力和国家本位,漠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亲情,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弥漫着浓烈的“大义灭亲”之类的崇高口号。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重新认可“亲亲相隐”是人性的回归。“亲亲相隐”显然不利于具体案件的审理,可能导致当事人逃脱法律处罚,却依然被古今中外执着,乃是因为人类社会归根到底靠情感维系,当父不父、子不子、亲不亲、戚不戚,人与人之间皆提防、算计,社会就濒于崩溃了。在法律中明确“亲亲相隐”原则,是为了维系人类道德、社会稳定,而不得不作出的让步。
    当然,“亲亲相隐”不是没有限度的,只适用于一般的案件。如果犯罪行为严重,例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类案件,则不在此列。

 

人物简介:牟瑞瑾,辽宁丹东市,1989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进修物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师从梁慧星教授。现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民法学、司法与人权法学。现已在《民商法论丛》等多种省级以上法学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多篇论文分别获辽宁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曾两次被司法部选为全国民法学通用教材参编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