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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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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法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法问题研究

      ——访沈阳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 孙文红

孙文红,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辽宁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沈阳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等五部专著,在“政法论坛”、“社会科学辑刊”、“河北法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人民检察”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省部级以及辽宁省教育厅重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等十余项课题,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十大法学杰出成果奖等。

 

【记者】近年来,您以刑事政策为视角研究刑事法问题的著作、论文、课题都不少,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谈谈这种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路径是在怎样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形成?

【孙文红】:你所说的“刑事一体化”是由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一种刑事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之所以能将这种思想融入自己的研究是得益于刑事政策学的启示。大概是从2003年写博士论文时起,我开始涉猎刑事政策领域,当时国内学界关于刑事政策的观念还是比较狭隘的,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政治化的理解,我是在看了我国台湾地区和德、日、法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论著后,特别是读了卢建平教授为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的《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一书所做的译序,对刑事政策的内涵、刑事政策的价值观及其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体系与方法有所领悟,并尝试将其引入到自己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中来,构建一个新的探求刑事司法制度合理化的研究路径。 2005年底我在“政法论坛”上发表了《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文,阐释了刑事政策的价值观及其对刑事司法理念的修正。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我国刑事政策的转型,不仅使刑事政策研究成为显学,而且促成了新的刑事法研究热点的出现,比较突出的就是社区矫正与刑事和解,我的研究方向与此契合,其后几年的研究重心也围绕于此。

从课题研究来看,最早是在2006年,我与省检合作申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刑事和解与检察职能》,这是最高检的课题第一次“花落辽宁”。当年10 月,在辽宁举行的“21世纪中日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代表课题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论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并做了交流发言,介绍了刑事和解的内涵、起源与发展,阐释了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共同的价值取向及其在矫正犯罪人方面的协调互补,当时参加大会的一位日本学者的交流论文也是介绍日本引入“修复司法”的情况,题目是《在日本少年院中实施的考虑被害人感觉的教育课程》,可以说,自那次会议开始,在我省刑事司法系统,恢复性司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刑事和解走入了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视野。2007年,我获立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辽宁省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研究》、辽宁省社科联《社区矫正在构建辽宁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两个课题,此后我申报研究的课题都是围绕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是在这些课题调研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我省的刑事司法改革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不仅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动力,也对司法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这坚定了我在刑事一体化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探索的信心。

 

【记者】这些年来您在刑事和解研究方面颇有建树,20123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其中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请您就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及其实施谈谈看法。

【孙文红】:这些年来,从介绍国外恢复性司法的起源与发展到探索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及其立法构建,有关刑事和解的研究可谓炙手可热,正如学者吴丹红所言,本来是“长在深闺无人识”,忽然一夜之间就“千树万树梨花开”了。置身刑事和解研究领域近十年,我的感悟就是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意义深远,它承载了助推我国刑事司法理念转变的历史使命,而且这不是学术界“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从最初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学术争鸣、实践探索发展到了全社会的舆论参与,伴随着“赔钱减刑”之类的误读与非议,刑事和解逐渐在其所带来的宽容与修复中得到理解、认同。“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从报应正义到恢复正义,纵观刑事和解中国之命运,其最终在我国立法上得到确立,说明了社会理性与正义观念的成熟、进步,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正式确立。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刑事司法机关来说,正确适用这一制度恐怕还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就在修正案出台不久,“法制日报”刊发了宋英辉教授的文章《修复关系促进和谐 准确把握和解制度主旨》,文章指出,“适用刑事和解,一定要杜绝以钱赎刑和司法腐败等问题”。当前刑事和解的实践操作几乎就是围绕着赔偿展开,绝大多数都是双方私下“讨价还价”,而且不乏被害人“漫天要价”的现象,所以,关于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是个疑难问题。我认为,刑事司法工作者需要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要旨,认真践行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这是正确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和关键,为此,谈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适用的案件一定不能只看是不是在法定范围内,而要考量和预期一下和解的社会效果,必要的时候应该结合一定的社会调查来决定,这在一些地区已有尝试,特别是对加害人的一贯表现,与被害人的关系等等,再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

第二,和解中一定要有合适的调停人、参加人,而且要注重帮教、化解矛盾,不能仅讲赔偿,让双方自行讨价还价,比如大东区,区里就联合出台了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对接的文件,人民调解室入住检法,协助开展刑事和解,如果是公、检、法主持和解,也要注重这个过程。

第三,关于和解协议的审查,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要综合考察加害方是否自愿认罪、真心悔过,是否具有赔偿能力,也要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专门机关要把好“关”、厘清“事”、阐明“法”,切实保证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第四,要根据个案情况,达成和解的,符合法定条件的,该不起诉的就不起诉,不能都推到法院从轻处罚,刑事和解是一种终结案件诉讼程序的“出口”或者说是“转处”,应该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及其从轻处理。

 

【记者】近日,沈阳一名拒不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案例引起较大反响,请您结合自己承担的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的课题,就当前社区矫正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谈谈看法。

【孙文红】:这是沈阳法院系统首次作出撤销缓刑的裁定,这说明社区矫正人员的“脱漏管”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随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我国社区矫正已从试点地区发展到覆盖全国,社区矫正人员数量增加很快,例如,辽宁省属于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的省份,截至20126月份,全省已累计接管社区矫正人员16098人,每月以1000人左右递增。庞大的、日益增加的社区矫正人员数量预示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效性成为一个亟待提升的问题。一般来说,社区矫正人员的“再犯率”是考量社区矫正工作的“硬”指标,而防止社区矫正人员的“脱漏管”则是重要的“软”指标。以辽宁为例,全省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仅为0.02%,但是,实践中社区矫正人员的“脱漏管”问题却不容忽视

必须承认,开放性的服刑环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与监禁环境下的服刑相比,更需要服刑人员在心理上铸就防止重新走上歧途的坚固堤坝,但是,实践中,一些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意识差、自我约束力不强,有的人虽然没达到拒不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程度,但实际上也是消极应付,缺少积极悔过的态度和行动,还有一些人从心理上排斥社区矫正,采取逃避的态度,缺少面对现实的信心和勇气。这些显性或隐性的“脱漏管”问题的产生可能有诸多原因,例如,缺少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这必然影响矫正对象的积极性,只有建立较为严格的奖惩机制,才会引起矫正对象的高度重视,才能够使其不折不扣地认真对待矫正活动。不过,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意识进行深层次分析,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区矫正机构与监禁刑执行机关相比威慑力不够,导致一些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活动不重视;另外,矫正工作方法简单,一些社区矫正机构在协调政府部门、整合社会力量协同帮教、救助方面能力不足,帮助犯罪人实现“重返社会”的目标还有差距。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方面,社区矫正机构作为执行主体,尚待充实力量,增强矫正工作队伍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实践证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对矫正活动施加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与影响,从而增强社区矫正的实效性,并适当延伸检察职能,发挥协调力量、促进帮教的积极作用,为社区矫正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社区矫正实施中的一些新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我看到邢志人教授也发表了《社区矫正与特殊人群教育管理的难题及解决——以辽宁省的社区矫正实践为参照》,可以说,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社区矫正的实施效果,解决犯罪人在心理、家庭、生活、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与困难,真正实现使犯罪人重返社会的愿景,是当前社区矫正值得重视的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要求,这也给了我们解决特殊人群管理问题的智慧与办法,应该积极整合资源,探索社会协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改进与创新。